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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醫護人員院外救治法制建設

來源:(加快醫護人員院外救治法制建設http://www.doctorren.com/yl/9151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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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院外救護不同于常規救治
 
一方面,醫務人員緊急情況下在非診療場所救治突發患者的行為收獲了不少點贊。另一方面,好心醫生出手相救反倒遭遇“無證上崗”的尷尬。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社交網絡中甚至出現了一些質疑醫生搶救方法的聲音。雖然目前報道的救人實例都是以“皆大歡喜”的結局收場,但萬一搶救失敗,醫生是否要承擔責任呢?
 
實際上,針對此,民法總則中有所規定,第一百八十四條指出:“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這一條款被業內形象地稱之為“好人條款”。
 
“這也應當適用于緊急情況下醫務人員在列車、飛機等場所對患者自愿施救的情形。”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中國衛生法學會副秘書長劉炫麟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此時雖有診療行為,但不宜再將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與受助人之間視為醫患關系,而是醫務人員利用自身專長(診療技術)為受助人的利益進行管理,成立無因管理關系。
 
劉炫麟進一步分析說,無論是在列車上還是飛機上,醫生在醫院外進行救護都不同于醫院內的救治和常規的救治。因為緊急情況下的救治往往沒有更周全的時間去考慮,而且也不像院內救治時還有團隊協作、品種更全的藥品以及醫療器械的檢查等來支持和輔助自身的診治。因此,立法理應對醫務人員在院外緊急情況下自愿施救的注意義務要求較低,否則難免會強人所難。
 
值得一提的是,民法總則中的“好人條款”并沒有包含“但書”內容,這種一刀切式的規定在立法中并不常見。
 
據劉炫麟介紹,民法總則草案中曾經有過“除重大過失外,救助人不承擔責任”等類似表述,但在正式稿時還是刪除了這一內容。刪除的主要理由有三個:首先,當時草案的這一規定主要是考慮到要平衡受助人和施救人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但是包括醫生在內的所有見義勇為施救的人,其能夠自愿施救已經說明了其道德品質,幾乎不存在主觀上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他人損害的情形。其次,如果法律在緊急情況下對實施救助設定的要求過高,那么就會使得施救人有很多后顧之憂,反而不能實現立法“鼓勵利他行為”的目的,一部分人包括醫務人員可能就會選擇旁觀而不愿意或者不敢施救。最后,作為一部法律,如果其生效,將統一適用于每一個人。如果因為規定過于嚴苛造成其他人不愿意施救,我們也將陷入困境,造成惡性循環。
 
解除好人“后顧之憂”法律仍有空間
 
記者采訪中了解到,雖然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四條的規定對于見義勇提供了法律保障,但也隱含了一些問題。在對公民進行緊急救助時,如果貿然施救或者救助不當,則可能給被救助人帶來“二次傷害”。比如做心肺復蘇的時候,就可能會造成肋骨骨折,頸椎、脊柱受傷者如果被人強行扶起,可能導致截癱。如果所有不利后果都由受助人承擔,這顯然也是不公平的,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是不利的。鑒于此,有業內專家建議完善相關規定。
 
對于醫務人員的醫療損害賠償責任,民法典侵權責任編草案第九百九十六條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未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對此,列席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耿福能認為草案應當增加一個限制,即“醫務人員在崗診療活動中”。
 
“如果沒有這個限制,很多醫務人員在飛機上或者是高鐵上,可能為了保護自己就很難再去出手救治別人,就會縮手縮腳。”在耿福能看來,一部好的法律應該是促進社會和諧、促進社會溫暖的,“如果增加這個規定,醫生在任何時候都會見義勇為,有病就敢醫,能夠挺身而出救助病人”。
 
“醫生的先前介入行為,對于病情較輕的受助人可以做到及時治療或者穩定病情,對于病情較重的受助人,其可以跟后面的接診醫院形成一個連續性的治療,更有利于患者的診治。想讓更多的人愿意伸出援手,那么從立法來講,就要使大家沒有后顧之憂。”劉炫麟指出,由于民法總則的“好人條款”并不是專門針對醫務人員,一些其他的見義勇為行為也適用這一規定。因此,為了消除目前醫務人員內部的擔心,積極回應社會,并貫徹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四條的精神,在侵權責任編草案中專門針對醫務人員作出免責規定也是可以的。
 
劉炫麟同時指出,對于醫生或者其他救助人,比如說訓練有素的急救員等等,在列車或者飛機上進行施救,社會應該給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如果醫務人員院外緊急主動施救造成了受助人損害,則可以考慮由政府、社會進行救助或者通過保險制度化解,以便能夠為受助人提供及時、充分的救濟。”
 
“總而言之,立法應當起到讓更多的人施以救治的作用,而不是設立一些障礙。”劉炫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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